就双边结算而言，由于目前尚未确定中国为净额结算司法权区，中国内地银行与境外交易对手在执行ISDA的抵押品协议时将会有不小的难度，在执行场外衍生工具交易时，内地机构尚未成为境外机构认可的交易对手方，即便成为被境外机构认可的交易对手方，也往往会被收取较高的保证金。

（三）与时俱进，创新产品，提供优质服务，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金融的需求。从近几年看，我国货币政策的重点是防止通货紧缩，但从长期看，仍要防止通货膨胀，从而为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政策性金融是金融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近几年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政策组合，实践已经证明是成功的。不能把先进文化混同于一般的业余文化生活和文娱活动。再次，在住房、办公条件和个人待遇方面，不能相互攀比，而要比贡献、比业绩。据有关资料，十三年来，我国经济（GDP）平均年增长9.5%，而货币供应量（M2）年均增长23%，各项贷款年均增长19.2％。

（一）加强学习和理论武装，提高广大干部员工特别是领导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科学文化素质。企业理念是企业文化的核心，是企业价值观的体现。转变与创新监管理念、培育科技监管的新模式以及在学习型社会中将监管科技应用于金融科技合规的全过程，是我国创建与发展监管科技的新思维。

可见，在动态交互型学习的过程中，监管部门的技术系统通过直连到每个金融机构的后台系统，将被监管对象的一系列非正常行动转化为数字化标记，用它辅助判断是否需要对被监管企业进行实时监控，还能运用模式识别与智能化的研究成果，帮助形成金融科技企业监管的方案、步骤等。[35]金融服务产业越来越多的使用科技，监管部门也必须借助科技的力量才能获得评价之前无法测量的金融风险的机会，并使得风险管理全局化、全体系化成为可能。另一个是几十年后，由哈佛商学院现代管理学理论家克雷顿·M·克里斯汀生（Clayton Christensen）清晰地表述。[39]中国也召开了数字货币座谈会，成立了数字货币研究小组。

四是金融消费者价值导向性——改变了消费者偏好或使竞争性基础移位。监管者在这一环境中测试与了解创新、评估风险、决定被测试的项目是否大面积商用，判定现有监管规则是否需要调整，据此采取相应措施以达到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促进金融创新的目的。

我国金融监管体制具有显著的金融抑制特征，金融业的市场准入以严格而著称。第二是速度，即能够及时生成报告与解决方案。破坏性创新作为一种高层级的创新，其框架本身内涵着变革、替代性潜力、以及可引起监管反思的结构性冲击三大特征。[14]Joseph Bower Clayton Christensen, Disruptive Technologies: Catching the Wave, Harv. Bus. Rev.Mag., 1995, pp. 43-53. [15]See Maryam M.Najafabadi et al., Deep Learning Applications and Challenges in Big Data Analytics,2 J. Big Data, 2015, p.1. [16]Iris H-Y Chiu,Fintech and Disruptive Business Models in Financial Products, Intermediationand Markets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Financial Regulators, 21 J. Tech. L. Pol'y 55, 2016, pp. 58-65 . [17]彭岳：《互联网金融监管理论争议的方法论考察》，《中外法学》2016年第6期。

总之，只有将科技和监管联手，在不危害金融稳定和消费者权益的前提下，推动金融科技创新的市场发展。随着市场规模不断扩张和金融跨境市场的不断发展，对监管者的监管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监管主体需利用科技手段提升监管能力。与之不同，沙盒是一种新工具，它依赖的是一种真实但受到限制的测试环境。参见Andrew W. Lo, Adaptive Markets: Financial Evolution at the Speed ofThought,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361-362. [34]参见王家卓、徐红伟：《2014年中国网络信贷行业蓝皮书》，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0、45页。

[4] Dorfleitner, G. Hornuf, L. etc., FinTech in Germany, Springer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AG, 2017, p. 5. [5] See PWC, Gobal FinTech Report--Blurredlines: How FinTech is shaping Financial Services 3 (March 2016). [6]许多奇：《互联网金融定义刍议》，《文汇报》，2016年4月1日，第13版。[39]徐忠、孙国峰、姚前：《金融科技：发展趋势与监管》，中国金融出版社2017年版，第365页。

[40]See Basel Committeeon Banking Supervision, Basel III: A Global Regulatory Framework for More ResilientBanks and Banking Systems, rev. June 2011, 2010. 进入专题： 金融科技 破坏性创新 。[17]但是，替代性改变产生的结构性冲击将不可避免地削弱原有监管框架的前提假设。

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就是这样一种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因此，必须对这些新金融加以持续关注，不断完善现有的监管机制和模式，尤其是如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本身就在不断变化之中，其金融应用也是多种多样，更需要监管者在动态发展中不断学习。[7]严格来说，他并未抽象出破坏性创新概念，而是将兴趣点置于这种创新的结果之上，关注点主要集中在民主和资本主义的未来等重大问题。监管沙盒等监管科技的新形式保护创新，努力实现既推动金融创新，又保持金融稳定的双赢目标。既可能给金融业发展转型带来机遇，也可能给金融业的发展带来更大的冲击。到90年代中叶，该行业成为IT产品的最大购买方，并延续至今。

于是从2013年起，陆续出台了一些原则性、指导性的政策文件。监管科技涉及的技术，无论是监管资料的数字化和预测编码，还是模式分析与机器智能以及大数据分析，对于我国的大多数监管者来说，都是陌生的。

其中，以2015年7月，一行三会等十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最具代表性。事实上，具有破坏性创新本质特征的金融科技不仅将对全球金融业产生重大的革命性影响，而且还将深刻地影响金融风险防范与金融监管。

综上所述，作为具有破坏性创新本质的金融科技，既存在宽广的发展空间，又存在诸多的不确定性。此外，并不排除限制现有法律框架，采取豁免式监管的方式，或者推行一种监管沙盒的替代方案，等等。

其他的改变可能更为重大，如改变了消费者偏好或者使竞争性基础移位具体来说，当时场外衍生工具市场具有缺乏透明度、产品越来越复杂，并且渗透到金融市场内的各个领域等特点，被认为是导致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系统性风险的重要因素。A．《巴塞尔协议Ⅲ》:资本对风险加权资产比率。就双边结算而言，由于目前尚未确定中国为净额结算司法权区，中国内地银行与境外交易对手在执行ISDA的抵押品协议时将会有不小的难度，在执行场外衍生工具交易时，内地机构尚未成为境外机构认可的交易对手方，即便成为被境外机构认可的交易对手方，也往往会被收取较高的保证金。

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净额结算的身份并不明确，中国内地银行往往无法成为境外CCP的直接结算会员，因此通常是经由身为境外CCP结算会员的结算经纪作为内地银行的代理人进行结算。在亚洲时区，香港交易所场外结算公司是香港一家获国际监管机构认可的场外衍生产品结算所，也是可让亚洲金融机构在处理CCP风险敞口中获更节省的资本要求的CCP。

3．全球主要金融市场的场外衍生产品监管及实施。4）非中央清算的衍生工具合约应符合较高的资本要求。

香港市场上第一阶段对场外衍生工具交易强制中央清算已于2016年9月启动，其中涉及主要交易商之间订立的标准化IRS工具。同时，中国一直鼓励境内企业走出去进行全球布局来促进中国本土的产业转型，并以此作为企业改革的重要内容。

如果金融机构的交易对手所在的司法权区规定须为场外衍生工具交易作强制性中央清算，金融机构也需要遵从有关规定，否则无法与该等交易对手进行交易。同时，总信用敞口（grosscreditexposures）降至2007年至今的最低水平，敞口规模由2016年底的3.3万亿美元降至2017年6月底的2.8万亿美元（图1）。场外交易中所有类别的公司须遵守该等结算责任的最后期限为2018年12月21日。同时，随着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改革带来的外汇风险增加，中国内地金融机构纷纷通过买卖外汇衍生产品作为对冲，带动境内银行间市场的外汇衍生品交易急剧增长。

中国的场外衍生产品交易需要更为高效率的清算风险管理 1.利率及汇率市场化改革使得中国金融机构管理其外币资产风险的需求不断增加。近年来，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和利率及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升，人民币利率和汇率形成机制也更加市场化。

上述双边交易保证金，将会按照通过CCP为这些交易进行结算所收取的初始保证金的较高水平为准。欧洲委员会于2015年8月为《欧洲市场基础设施监管规则》(EMIR)引入新规则，强制要求多个场外利率衍生工具交易须通过CCP进行结算，其后于2016年3月再强制多个场外信贷衍生工具交易也需通过CCP进行结算。

因此，随着中国内地金融机构在其与境外交易对手的场外衍生工具交易逐步增加，选择中央清算应该是更理想的选择，其中最重要的考虑因素，在如何选择成本较低的中央清算所。银行的资本对风险加权资产比率必须维持在一个更高水平的最低要求以上。